[39]在这一系列的改革背后，传统的司法理念是被抑制的，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存在着一种忽视中国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倾向。

[75] 福山借助黑格尔及科耶夫的理论，对历史的终结做了大胆预测，由此他看到了最后的人类，同前注③，福山书，第5页。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社会契约 。

但是这种被去宗教化后的世俗国家贯彻政教分离，矛盾从宗教与国家之争转为个人与国家之争，国家丧失了针对个人的神圣性。（二）火葬：最完美的王室庆典 火葬是最完美的王室庆典，最富戏剧性、形制最完美、规模最庞大、花费最昂贵，而且在积极重申、强调地位方面的专注程度也无出其右者。通过祭天之礼，将天下之公的追求与事实上的天下私有之间的冲突消解，使得统治得以可能。也就是说，激情在稳定的现代社会中必须被理性驯化，现代社会是一个法理型统治的社会。神一般的国王也就失去了与具体现实相接触的机会。

[85] 同上注，王铭铭文，感谢益西央宗对此段文本的解读。[13] 格尔兹，1999，第146-148页。初稿于2012年平安夜 * 本文是参加赵旭东教授于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法律人类学课程的成果，得到赵老师的悉心指点，没有与赵老师数次从民大徒步回人大路上的交流，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成型的文章。

[39] 格尔兹，1999，第45页。[65] 格尔兹，1999，第12页。因为利益是不会说谎的（Interest Will Not Lie），进而所有行动都可以用利益作为指标，利益成为了道德领域的普遍律法。简单地讲，以往的那种基于个人内心的激情现在又重新出现在前台了。

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了庆典的意义，就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而言，通过对北京大学两组学生（作为志愿者的参与者与为参与者）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庆典提升了个人的志愿意愿、生活满意度、个体自尊以及国家认同感，进而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情绪。同前注51，马尔库塞书，译者的话，第6页。

[17] 参见[日]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尤其是第五章。如果这种精神的权威不能保证有狼子野心之人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推翻。现代政治似乎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在于忽视了个人的感情上的意义，将人当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如此的后果是可怖的，要么使得被独立的个体心无所托，要么使得在整个国家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价值。通过对服从者的馈赠可以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无形的资产，这种象征资本迟早会转为物质财富，因为统治者需要收回物质财富以支持上述循环。

正如前面所说，传统的统治-服从关系也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中的头人会通过款待贫困者来维持其支配着的地位——并非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一种互惠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关系。进而这种财富的流转环节就难以持续，必须靠外部的财富注入方可维持此种非生产性的关系，古罗马的竞技庆典的维持依赖于海外殖民，如此才可以在罗马城这样一个极少生产的地方维系巨额的消费，当这个链条断裂，竞技庆典反而加速了其崩溃。[45] 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采取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构建其理论，关键不在于受到物理学进步的影响，而是他早已有的目的。在与西方人接触时，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更多时候是不图回报地做一些事情——违背理性的经济计算的，如他们会找到各种借口组织一个party什么的。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了两个回归运动，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前现代的政治下，激情通过庆典、仪式彰显，国家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以庆典等形式平滑地运行着，而现代政治消解了激情，利益考量成了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的基础，但是这种祛魅的国家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激情再度回归。至少可以说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激情的消退了。

[12]此处需要明晰庆典与激情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类心灵的要求无法再由宗教或传统提供，但是单个人根本无法提供比面包、牛奶更多的东西，所以只好求助于群体。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尽管貂皮酋长在协调纠纷时偶尔会诉诸劝诫或恐吓，但是他们并不具有命令的权力，埃文思-普理查德认为如果认为‘貂皮酋长是一个政治代理人或是裁决权威，将会导致对努尔人社会构成的误解，[英]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从霍布斯到洛克，从卢梭到康德，无不如此，但是19世纪后，功利主义开始流行，成为主流的国家学说。[74] 同上注62，格莱德希尔书，第324页。[59]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3页。第二是在显赫、夸示、尊严等方面表示荣耀。[76]而这或许误解了人类的本质，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到前人类的原子化的动物阶段。

现实是，古代社会的财富是很少的，这种行为背后的危机在于国力之衰微。[19] 格尔兹，1999，第135、136页。

下文在涉及本书时，将以格尔兹，1999代替。[66] 其实，格尔兹的文字再现了当时巴厘人的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巨大不同，他们根本没有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在巴厘，因为国家之间是没有明确的边界的，所以斗争为的不是土地，而是人（的服从、支持、忠诚），如此，政治权力的积累就不是通过财产的方式，而是通过声望的积累，国家之间的争斗也会集中在彼此的地位、应有礼节等看似琐碎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边界。

不过福山显然是将此种生物学知识当作了不证自明的起点。[57]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坏人，他们都有着温情脉脉的一面，是什么使温情被深藏于冷漠的指令背后？而且普通德国人为何就没有对这些安排提出抗议？反倒是未被文明化的孩子看到了这里面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社会化的力量尚未深入骨髓，他们还保留着最早的真。

[②] 这种过程对后发国家而言显得尤为突出，外来的科学和理性一步步侵蚀了这些国家的传统认知。[⑤] 实际上，相比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西方人有更多的时候可以非理性一把，做一些平时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如他们会有万圣节之类的在我们看来无法接受的节日，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可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75] 福山借助黑格尔及科耶夫的理论，对历史的终结做了大胆预测，由此他看到了最后的人类，同前注③，福山书，第5页。[③] 福山在其著作中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统一作用，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的国家必然会越来越相似，它们都会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统一，推动城市化，用从功能和效率上讲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取代部落、教派或家族式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并对本国公民实行公民教育。

一旦其他动物组织起来，必将会发展出与人类社会的组织类似的机制。其实，这种对激情的不同选择，更为根本的在于对人的假设的不同，如果人是单个的，那么对人的统治就很容易建立在物质激励之上，因为单个的人的需求只是生存。

巴厘的统治并未统一，而很多的权力中心彼此斗争。[83]现代制度的建构是法理型权威取代传统型和卡理斯玛型的权威，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中，民间权威却可以继续存在，其关键在于民间权威不会像科学那样试图理解、解释一切，所以可以更好地保存自己，不至于失去信誉。

所以，他们要通过大规模的庆典来展现其实力——巴厘的权力斗争转化成了一种竞赛性夸示不断扩张的过程，庆典的规模直接决定了势力的大小。这一整套的话语包括如下部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犹太人被当作是德国这个种植园中的杂草，需要通过纳粹主导的运动来清除之。

[⑥]当现代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时，这些前现代的政治运行失去了合法性，理性和利益衡量取代了激情，在社会中取得了霸权。关于卡理斯玛的不稳定和革命性，同前注43，韦伯书，第267页以下。（二）激情隐退后的危机 消解激情后，忘记的不仅是自我，还有他人，这样得以对他人的痛苦熟视无睹。[65]我们需要关注这里面的死生的不同意义，在他们的观念里，这庆典背后的并不是功利主义的统治的考虑，而是很深的文化意义，不能用今天的理性来解释，殉葬的女人真的认为自己会获得灵魂上的永生，就如同那振翅高飞的鸽子。

更为重要的在于，激情是多变和不易于控制的，而且统治者本人在激情中也被工具化了，当统治者试图建造长久的统治时，就不能靠彰显激情的庆典来维护统治。在现代之前，最方便的途径是与宗教建立关联，国王与祭司之间存在一种互补性搭档关系。

当世俗的职业劳动可以造就此等事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伦理由此定格在追逐利益之上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推动原子化个人发展的要素。

他的理论上的敌手是欧洲现代的政治权力观念——权力就是作为约束他人的决定的能力，强制乃其表现，暴力乃其根基，而统治乃其目的。巴厘剧场国家正是通过此等方式来释放人们的激情，维持国家的稳定的